傅抱石｜论印章源流

　　周礼货贿用玺节，郑注曰：“玺节，今之印章也。”是则印章之所从自乎，甘旭父云：“通典以为三代之制，人臣皆以金玉为印，龙虎为纽”，其文未考，（1）或谓三代无印，非也。（2）《拾遗记》有龟颔印，（3）《博物志》有忠孝侯印，议者以为尧舜时官。二书固不必尽信，然其有印明矣，又不独有官印，私印亦有也。（4）

　　三代之印虽不传，而以道光间出土汉封泥证之，斗检封之说，洵足征信。故刘熙释名：“玺，徙也。”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。（5）原玺印之作，在检奸萌，杜诈伪，尊卑与共，虽有法式，（6）初无所谓制也。（7）

　　自秦以来，天子之印独称玺，（8）臣下曰印，又以玉群臣莫敢用，是以许慎云：玺，王者之印也。以守土，故从土，籀文从玉。（9）嬴氏任斯言，燔天下之书，绝百氏之学。印章自由犹被限制，亦可哀已，乃置符玺令，（10）制乘舆六玺，曰皇帝行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信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之玺、天子信玺。又得蓝田白玉为玺，螭虎纽，文曰“受天之命、皇帝寿昌”。徐官云：李斯又为之刻曰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方凡四寸，龙鼻色黄，上大篆文，饰以虫鸟鱼龙之状。至汉谓之传国玺。

　　汉制，丞相三公至中二千石称章，千石至二百石以上称印，官印外，自刻姓名曰某人私印，无官印者无私印，官印称章称印，私印止称印，士庶止称印，名印称印，盖章与印亦分矣。（11）至其文字，在秦已习用史籀，（12）汉则变其摹印篆法，增消减改易，制度虽殊，实本六义，诚堪后世法也。大凡秦书八体，于时尚被崇效，五曰摹印，其盛可推。（13）迨甄丰改定六书，（14）易而名之曰缪篆。许慎云：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。（15）夫摹印篆，篆隶相融，然秦则篆多而隶少，故文质兼备，汉则篆少隶多，故质胜于文。印学宏基，自兹益固，可知当时范刻之精湛与流行之广矣。论其流变，可得而言，如多白文是也。（16）孙光祖举汉官印三事、私印六事，惟两见朱文，如大不过寸是也。（17）观诸家拓谱，足以证之，如多用五字是也，私印尤小。（18）桂未谷恒见之陕洛之间，如官私印多铸是也。（19）军中急于行令，则刻凿之。汉初因秦制，再置掌玺之官，（20）遂成设官监印之定律。

　　魏晋印风稍异，间有易者，亦无大失；及六朝末季，朱文崛盛，诎曲盘回，不免纤弱。甘旭父曰：印章之变始于此。洎乎李唐，古法渐废，盖朱文势力几踞全土，应用上复较白文为便，故诸官印章自趋之。（21）武后时，改玺书为宝。中宗即位，复为玺，开元六年复为宝，天宝初改玺书为宝书，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此唐玺之制。于私印以朱文亦富遒劲之美，遂多流于华而不实，驯至违悖六义，不惜也。

　　五代及宋近承唐绪，官印则愈见刻板，私印则愈陷纤巧，此就文字章法也。古者，官衔姓名，别称印章，自五代始，又称为图书，宋益因之。迨后世俗之人，称官印曰印，称私印概曰图书，相延莫改。虽非大谬，究非正称。且方圆其形，文用斋堂馆阁等字，校之秦汉，颇相悖谬，虽然亦势所必至也。（22）

　　元以蒙古字入官印，（23）私印则极发达。（24）吴梅村云：私印之作，莫盛于元。盖不刊之论也。至元间，有吾丘衍子行、赵孟子昂，以复古自期，正其体制，尚宋文，宗玉筋，力薄风靡，无补纤弱。（25）万年少云：唐宋代远，其风遂卑，赵孟之流不足观也。夫刻印造形美术也，贵统一，尤贵变化。宋元之际，值朱文兴盛，文必圜朱，篆必玉筋，定型既成，无疑自缚。子行、子昂固努力救移，而学之者易以巧得，雪渔、年少等非是殆非无由矣。

　　明季官印，限制綦严，文质巨细，以别尊卑。刘钦云：印章每字篆皆九曲，盖取乾元用九之义。（26）嘉靖后，铸造印记关防，专以洪武《正韵》为主，正韵不载，方取许氏《说文》，二书无考者，将六书载籍参改。自宗人府、五军都督府至各州县，皆直纽九叠篆，其大小自三寸四分至一寸九分，惟各州县用长方印，高二寸五分。至于私印，则较前大进，一洗宋元积习。盖秦汉魏晋之印，其质多金、银、铜、玉，印质坚硬，镌刻艰难，文字虽出作者之手，而铸刻多假之工人。迨王元章出，以花乳石为印，于是石章遂流行天下，故书法佳妙者刊刻亦精，摹印至此，渐从政教之意义，扩而为纯粹之艺术，与书画并登士夫之鉴赏。良以欣赏制作之机会，既未若前此之繁难，且因嗜好铁笔者，多曾究心《古籀》、《说文》，篆书易精，操刀之际，自能得心应手、神与古会也。如文彭、何震、苏宣、朱简、程邃诸家，皆以摹印著名当时，间尝谓印学历史已绵绵数千年，而印人之可推者，文、何以前，除子行、子昂外，盖缺如也。

　　文彭，字寿承，号三桥，衡山之伯子，官南京国子博士，工金石刻印，为明一代之冠。有《印谱》二卷，乃张其坚竹村所集。周栎园云：“论印之一道，自国博开之，后人奉为金科玉律，云礽遍天下，余亦知无容赞一辞。”又曰：“印章，汉以下推文国博为正灯矣。”冯钝吟云：“诗句作印，起于近代文三桥，远绍刘汉以至有清，承前启后、厥功至伟。”姜二酉云：“周栎园虽谓三桥不逮苍茫古朴，未脱宋元之习，窃以为居宋元凋敝之余，苟非雅正，曷足起衰邪！”（27）何震，字主臣，又字长卿，亦称雪渔，婺源人，往来白下最久。与文寿承在师友之间，寿承究心六书，主臣从之讨论，常曰：“六书不能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，吾不信也。”故主臣印无一讹笔，得于寿承者居多。是以寿承如汉廷老吏，字挟风霜；主臣如绛云在霄，舒卷自如，后世文、何并论，轩轾为难矣!其嫡传有程孟长（字六水，新安人）、子模。

　　苏宣，名尔宣，一字啸民，号泗水，新安人。精六书，残碑断碣，无所不窥，作一两字大印，弥为得体，印章遍海内，与文、何鼎足称雄，有《印略》四卷。朱简，字修能，号畸臣，休宁人。周亮工云：“斯道之妙，原不一趣，有其全，偏者亦粹；守其正，奇者亦醇。故尝略近今而裁伪体，惟以秦汉为归，非以秦汉为金科玉律也。师其变动不拘耳！寥寥寰宇，罕有合作，数十年来，其朱修能乎?”修能一以秦汉是宗，其论印云：“印文尔雅，惟汉是则。”著有《印书》、《印品》。程邃，字穆倩，号垢道人，又号江东布衣，歙县人。工诗，精四体书，为陈眉公弟子。少与万年少诸人游，锐意篆刻，淳古苍雅，篆家不可及。盖自修能创宗秦汉，已伏与文、何别途之机。迨穆倩出，其风愈显，力变文、何旧习，世论翕然称之。（28）晚遇汪虎文，出其所作相质，汪曰：“君去奇古，一归缪篆正派，斯得之矣。”穆倩志其言，故暮年所作，尤为海内尊重。子以辛、王小山、赵雨棫、方后崖、俞廷槐、胡唐、巴慰祖、高翔、邓石如等学之，曰“徽派”，又曰“皖派”，指主臣以下黄山印人而言也。

　　逊清而往，假八旗鼎定之功，图升平右文之效，乾嘉以来，金石之学大昌。于是摹印亦臻绝诣，派别之兴，兴于是乎?叶尔宽云：“印章四派，皖派也，曼派也，说文也，汉印也。”然曼派导源于浙，说文、汉印，范围过弛，流至今日，其有深厚之影响者，惟浙派与皖派尔。浙派，丁敬为之祖，踵丁者有黄易、蒋仁、金农、郑燮、奚冈、陈鸿寿，是为秦祖永所称之七家。丁、黄、奚、蒋，又称西泠四家；或加陈鸿寿、陈豫钟，称西泠六家；或再加赵之琛、钱松，称西泠八家，即浙派八大家也。

　　丁敬，字敬身，一字钝丁，自号龙泓山人，钱塘人。起阛阓中，而矢志向学，于书无不窥，嗜古耽奇，尤究心于金石碑版，务探源流，考异同，使毫发无遗憾焉。著有《武林金石录》，赅博详审，诗、古文笔力超隽，迥出流辈，以其余绪，留意铁笔，古拗峭折，直追秦汉，于主臣、啸民外独树一帜。两浙久沿林鹤田（29）派，钝丁力挽颓风，印灯续焰，实有功也，所著诗文集甚富。邻人不戒，灾及其庐，罄所藏弆，所流布者，盖几希矣。年六十有四。张燕昌，（30）黄易师之，私淑之者有蒋元龙、（31）严诚、（32）钱澍（33）。黄易，字大易，号小松，浙江仁和人。家清贫，习刑名之学，有声莲幕，善古文辞。又工丹青，得董北苑、关仝正法眼藏。刻印专师秦汉，曾问业丁龙泓征君，兼工宋元纯整诸家，款识亦古雅。蒋仁，原名泰，字阶平，号山堂，又号吉萝居士、女床山民、仁和布衣。工篆刻，而行楷书尤佳，彭绍升推为当代第一手。乾隆乙卯卒，年五十三。郭麐云，性孤介，而笃于交谊，书法篆刻，妙绝一时，而不以名家。至贫，时不举火，所居老屋两间，欹危殊甚；琴书井灶，咸在其侧；山妻小女，欣然忘贫。虽古之天民，未能过也。

　　金农，字寿门，又字冬心，号司农，又称稽留山民，钱塘人。书得古趣，在隶楷之间。印章摆脱文、何，浸淫秦汉，沈仲房论印诗云“双眼只推金寿门”，洵知言也。江都人罗聘，为翁高弟子。郑燮，字克柔，号板桥，兴化人，善印章，笔力古朴，逼近文、何。奚冈，字纯章，号铁生，自号蒙泉外史，钱塘人。陈鳣和论印诗注引吴骞为陈目畊《存几希斋印谱序》云：“当集诗君当印人之会，盖黄小松、张芑堂、奚铁生、陈目畊也。”陈鸿寿，字子恭，号曼生，钱塘人。嘉庆辛酉拔贡，为淮安府同知。诗文书画皆以姿胜，篆刻追秦汉，浙中人悉宗之，别曰曼派。居恒著述自娱，延谒名宿，寒俊故人乐与之交，温汝扬（字风庭、钱塘人，刻印师陈曼生，旁款尤精绝）、高日浚（字犀泉，钱塘人，曼生妻弟，得其指授）、汪鸿（字延年，号小迂，休宁人，客曼生幕中，所学成得力于此）、闵云（字鲁孙，钱塘人，篆刻师陈曼生）得其摹印之法。陈豫钟，字浚仪，号秋堂，钱塘诸生，精篆刻八分，所画松竹，以篆法通之，殊有典型。赵之琛，号次闲、钱塘居士，精心嗜古，邃金石之学，篆刻得其乡陈秋堂传，能尽各家所长，曼生司马首推之，终年栖心内典，时写佛像，名其室曰补罗迦室。江尊（字尊生，号飞谷，又号太吉，钱塘人，好篆刻，为次闲入室弟子）绍其衣钵，潘俊（字逸伯，余姚人，工篆刻）得其正传，孙锡晋（字次裴，仁和人，篆刻师赵次闲）、张光洽（字又峰，钱塘人，好金石，工篆刻，与次闲在师友之间）、杨辛庵，又以学次闲名重当时者也。钱松，字叔盖，号耐青，晚号西郭外史，钱塘人，喜金石，精篆刻，尝手摹汉印二千纽，赵次闲见其印，惊叹曰：“此丁、黄后一人，前明文、何诸家不及也。”咸丰十年，洪、杨之乱，与家人同仰药死。

　　皖派以程邃为之祖，巴慰祖继之，邓石如出，其法称变，盛名远驰，宗者亦多，时称，又称皖派。绍其传者有吴熙载、黄士陵。至赵之谦，初学浙派，后学皖派，论者谓要以皖派为近也。（34）巴慰祖，字隽堂，号予藉，歙县人，富收藏，通文艺，书画擅一时，亦精核古今文字。邓石如，名琰，怀宁人，其名避仁宗庙讳，以字行，更字顽伯，又号完白山人，少好刻石，仿汉人印篆甚工，曾临摹秦汉以来金石善本各百本，其篆刻以二李为宗，分书则遒丽淳质，变化不可方物，曹文敏称其四体书皆国朝第一，盖顽伯以书法宗匠，旁而及此，故刊刻书画，其途显同，庄严之内独含妩媚，且一点一画，苍劲俯仰，得于画者厚矣。施士龙（字石农，别字三复生，余姚人）、胡良铨（字衡甫，绩溪人，治印得完白山人神似）、吴育（字山子，常州人）、孙云锦（字质先，吴江人）、王尔度（字顷波，暨阳人，篆书刻印，一以邓完白为师）宗之。吴廷飏，字熙载，号让之，仪征人，善篆隶书，于历代碑帖穷原竟委，故能以碑刻抚印。传邓氏衣钵，世谓既行而皖派遂废，理或然欤?魏锡曾云：“吾友赵子叔，自负篆刻，独心折其功力，尝作印跋其侧云：近人能此者，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，叹服如此。归安人吴溥，字苓香，篆刻为其入室弟子。黄士陵，字穆甫，一字牧父，歙县人，好金石，工篆刻，客吴愙斋中丞幕府。愙斋辑《十六金符斋古铜印谱》，裒集抚拓，皆牧父与尹伯园手定者也。赵之谦，字叔，号益甫，别字冷君，又号悲盫，会稽人，咸丰己未举人，旋以知县分江西，一为南安县，卒于官，于学无所不窥，读书丹黄灿然，书画奇逸天成，刻印能夺完白之席，独擎一帜，直千古能手也。门下有钱式（字次行，号少盖，叔盖次子）、朱志复（字遂生，无锡人）、程峤（字方壶，歙县人）三人。而钱、朱最为所赏，尝刻字曰“遂生”，印款云“虱如车轮技乃工，但期弟子有逢蒙”，又赠魏稼孙诗云：“送君惟有说吾徒，行路难忘钱及朱。”二子尽得其奥可知也。

　　今既述浙、皖二派之简晰鄞鄂，则其盛衰影响，亦所欲知之事也。浙派自曼生、次闲而下，几有正宗之目，刻时用平头刀横走。（35）唯其横走，是有二善：自右向左，利于伸缩，故稳，一善也；着力深沉，鲜见浮弱，故健，二善也。且朱白咸宜，白文尤便，迨妄者为之，取其易于着力，则由稳而为板实，健而为柔弱，弊亦甚矣。（36）夫万事物，有一利也，弊必随之，矧艺事乎?长洲徐康论浙派，于曼生、次闲，推崇备至。其言曰，浙西自丁、蒋、奚、黄、陈诸人以铁笔擅名，自成浙派，皆得汉印精髓；用切玉法，颇露锋颖，至曼翁又参以钟鼎碑版，然发泄殆尽矣!后此则赵翁、次闲以三世家传，又得陈秋堂翁指授，次闲妙在不尽守师法，所以入化。继之者阒然矣。次闲翁尝云，其法谨守绳墨，而石印边款空前绝后，余尝得魏稼孙手拓边款印谱，其用刀锋卓立而以石宛转就之。所谓正锋也，分行布白，不须落墨，自然精整如小唐碑。盖自毛西堂手辑西泠六家印谱，流传虽隘，而所接繁多。浙中产石，模拟亦易，于是稍治斯涂者，靡不自传西泠，加之小松、铁生、曼生，摹印而外，更擅书画，因缘所及，斯风益广。皖派导源虽在穆倩，昌大实推完白，何程一灯，赖以不斩，曰邓曰完，亦非无由也。（37）

　　至综浙、皖二派，魏锡曾之言最常，其言云皖印为北宗，浙为南宗。文国博真谱不可见，间存于书画者，实浑含南北两宗，其后名家，皆皖产，中惟修能朱简碎刀，为钝丁滥觞，钝丁之作，铸镕秦汉元明，古今一人，然无意自别于皖。黄、蒋、奚，陈曼生继起，皆意多于法，始有浙宗之目。流及次闲，偭越规矩，直自郐耳。而习次闲者，未见丁谱，自谓浙宗，且以皖为诟病，无怪皖人知有陈、赵，不知其他。余尝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。若完白书从印入（赵叔语），印从画出，其在皖中为奇品，为别裁，让之虽心摹手追，独愧具体，工力之深，当世无匹。叔谓手指皆实，斯称善鉴，今日由浙入皖，几合两宗为一，而树浙帜者，固推叔，惜其好奇，学力不副天资，又不欲以印传，至若人书俱老，岂直过让之哉，病未能也。

　　浙皖而外，康熙时吴门人顾苓，字云美，精临摹秦汉印章，得文氏之传。（38）姚鼒（字季调，自号樗园居士，长洲人）、沈祚昌（字乘时，原名御天，居木渎之虹桥，因自号虹桥居士，吴县人）、张锡珪（字禹怀，一字雨亭，自号逊雪，震泽人）、迮朗（字辉庭，一字万川，吴江人，受业于张锡珪）、张屿（号玉斧，江阴人）等宗之，曰吴派。同、光间，上虞人徐三庚，字辛穀，号井罍，又号袖海，工篆隶，书王象碑佳，刻印上窥秦汉，于吴让之赵叔外，又树一帜、近时多宗之，东至日本，影响亦巨。近人吴昌硕，仿石鼓而有变化，极为时重，犹画苑之海派也。（39）至有清一代，江皜臣（歙人，用刀如刮沙。曹秋岳曰：皜臣死，世无复有切玉者矣，悲夫）、朱宏晋（字用锡，号冶亭，长洲人。周亮工曰：刻玉尤精绝，江皜臣未许专美于前也）、仇垲（字遐昌，自号遐村，湖州归安人）、王光祖（字云湄，吴县人）、江濯之（字汉臣，徽州人）、李栩（字蝶厂，江西人）之刻玉，黄景仁（字仲则，自号鹿菲子，武进人）、徐鼎（字丕文，号调圃，华亭人）、朱德坪（字叔玉，号藉山）之翻砂拨蜡，魏阆臣（号又虞，湘人）之紫檀黄杨，周丹泉（吴人）之陶印，孙鞾（字隶英，号漱石，又号怡堂，六合人）之竹根，郭绍高（号憩角，自号叶翁，吴县人）、王定（字文安，无锡人）、张溶（字镜心，号石泉，娄县人）之制钮，并有盛名。

　　（1） 《汉官旧仪》：秦以前，民皆佩绶，以金、银、铜、犀、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

　　（2） 朱竹垞曰：印信不始于秦也，周官掌节、掌守邦节、货贿用玺节，凡通货贿、司市以玺节出入之。郑司农曰：玺节印章，如今之斗检封矣。贾公彦谓：汉法斗检封，其形方，上有检封，其内有书，盖其初仅用以通商旅。

　　（3） 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：禹治水黄龙曳尾于前，元龟负青泥于后，颔下有印文皆古文。

　　（4） 朱竹垞曰：卫宏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，惟其所好，则匪直官印不始于秦也。见《葛氏印谱序》。

　　（5） 考汉时诏策书疏，皆以墨书木版，曰木简。1902年，英人斯太因氏在古于阗故址，掘得废墟。据所获众多之木简，始悉斗检封之完全形式。

　　（9） 《六书精蕴》曰：玺，印章也。从尔从土，古之制字者取命尔守土为意。又曰：后之人因改从玉，于义何居？

　　（11） 《汉旧仪》：诸侯王，黄金玺橐驼钮；列侯三公、前后左右将军，黄金印龟钮，文曰章；中二千石，银印龟钮；千石至二百石，皆铜印鼻钮，文《通雅》曰印。建武则诸侯王，皆金印。

　　（12） 孙光祖曰：秦白文玺，用籀文刻符书摹印篆，朱文玺用籀文；白文官印用摹印篆，白文私印用籀文摹印篆，阔边碎朱文私印用籀文（所指朱白官私玺印文字，六朝以前亦要不外斯）。

　　（13） 八体，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（李斯所谓马头云脚是也）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。

　　（14） 六书，一曰古文，二曰奇字，三曰篆书，四曰佐书，五曰缪篆，六曰鸟虫书。

　　（15） 孙光祖曰：汉之缪篆，即秦之摹印。陈沣曰：三曰缪篆，世所传古铜字是也。

　　（17） 叶耒旬曰：汉印皆用白文，不过寸许。陈沣曰：古官印不过方寸，私印尤小。

　　（18） 《文献通考》云：汉武帝太初元年，改正朔数用五。纪注云谓印文也，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，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，以之足之。赵希鹄曰：汉印多用五字。高积厚曰：汉以土德王，土数五，印文用五数。

　　（19） 孙光祖曰：朝爵印文多铸。何震曰：西京官印多铸，私印多铸。夏一驹曰：汉私印铸者多，刻者少。

　　（21） 孙光祖曰：前人谓秦汉俱用白文，唐用朱文，而古法渐废者，盖指官印。

　　（22） 甘旭父曰：斋堂馆阁杂印，秦汉原无，始于唐宋，用为书画引首，以闲杂俗字为之，非矣。

　　（23） 《续文献通考》：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，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，其余大小衙门印，虽大小不同，皆用铜，其印文皆用巴特玛帝师所制蒙古字书。

　　（25） 何震曰：圆朱文始于赵松雪诸君子，殊不古雅。徐友竹曰：赵子昂矫之以圆转，去古愈远。桂未谷曰：摹印变于唐，晦于宋，迨元吾丘衍作《三十五举》，始从汉法，元以后古印日出，衍不及见，且近世流弊，亦非衍所能逆知也。

　　（26） 甘旭父曰：国朝官印，文用九叠而朱、以屈曲平满为主，不类秦汉，至品级之大小，以分寸弱之。

　　（27） 《蜗庐笔记》云：今之专事油滑牵强成字者，诸恶毕备，皆曰文氏遗法，致为识古家所薄。夫文氏之作，岂如是乎?

　　（28） 周亮工曰：世共谓三桥之启主臣，如陈涉之启汉高，其所以推许主臣至矣。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聪明才智之士，尽俯首敛迹，不敢毫有异同，勿论势有不能，恐亦数见不鲜。故漳海黄子环、沈鹤生以款识录矫之。刘渔仲、程穆倩复合“款识录”大小篆为一，以离奇错落行之。欲以推倒一世。虽时为之欤，亦势有不得不然者。三桥、主臣而下，子环、鹤生其公安欤，渔仲、穆倩实竟陵矣。

　　（29） 林皋（1657—?），字鹤田，一字鹤颠，福建莆田人，因官侨寓常熟，在虞山之麓筑“宝砚斋”。

　　（30） 张燕昌（1738—1814），字芑堂，号文鱼，浙江海盐人，篆刻为丁龙泓徽君高弟。

　　（31） 蒋元龙（1735—1799），字乾九，一字云卿，号春雨，浙江秀水人。出其余技，寄兴于铁书，喜用钉头，随意镌刻，多白文，不假修饰，颇饶古趣。

　　（32） 严诚（1733—?），字力闇，一字立庵，号铁桥，浙江仁和人，寄兴篆刻，见龙泓丁隐君敬身所镌印，遂规抚之，便能逼肖。

　　（36） 陈目畊曰：笔力软弱，去古甚远，良由庸师外道，以讹传讹，习而不察，欲求吻合古人，追踪秦汉，乌乎可不知刀法?徒为石灾，可胜浩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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